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4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发行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其产生的实践必然性和理论必然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成了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其生成逻辑揭示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间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当下的发展；自觉运用和践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会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对世界格局调整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在社会生活、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在不同的场合，这个术语承载的使命和功能存在差异，不尽相同。在政治动员、工作安排的现实需求维度，要着重发挥这个术语在统一思想认识、行为选择、令行禁止中的作用和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识辩方向的指南针，二是在改善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保证党长期执政中统一行动的规范，三是在分解和落实国家战略，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个人自我发展中行为对焦的标尺。在学理分析的理论探究维度，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应用和发展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具体化，要立足时空条件转换剖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内涵，着重发挥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功能。正如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历史实践中产生并经过逻辑验证和实践检验的思维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产生，并经受了逻辑验证和实践检验的关于治国理政的理念、原则以及方法和途径选择等方面的思维成果。习近平思想是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涵更为丰富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含在习近平思想之中，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十八大以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题、目标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凸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习近平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习近平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40多年来，他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他处理政务的点滴行动中总能体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论述，都是他过去的从政理念的延续和深化。剖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内核，至少有四个维度、四种途径和方法：一是从微观的维度，采用“一事一议”、“具体论述具体分析”的方法，剖析习近平做出具体论述的背景、目的，从中揭示具体论述所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阐释具体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二是从中观的维度，将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分类分领域归并梳理，揭示习近平关于某一领域的发展、某一类具体问题的应对的相关论述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论述的理论提炼所彰显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三是从宏观的维度，总体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和结构，从中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四是从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出发，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这一具体理论的体现和运用、创新性发展。仅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意蕴为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从治国理政正在经历的三大转变中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创新性发展，一是治国理政实现从分散、孤立地谋划人的需求满足向全面、系统、统筹谋划人的需求满足转变；二是从主要是当前发展难题倒逼导向向综合考虑当前和未来发展需求的转变；三是从单独谋划中国的发展向以中国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的转变。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内涵，把握思想体系的基本问题及结构任重道远、任务艰巨，需要广泛汇聚学界努力。当前学术界主要还是从微观和中观的维度展开研究，从宏观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的应用和发展的角度的研究还亟待丰富和深入。
实践出真知，人类历史其实就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其产生和发展实践必然性。习近平所接受的特殊家庭文化熏陶及其在丰富的从政经历中的历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选拔制度实践，形成和维护领导核心的历史实践，全方位、多维度地揭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
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风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信仰坚定，久经考验，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命；家庭生活中受到的浓郁革命氛围的熏陶，从小就受到的严格革命传统教育等“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基，使他的“家国天下”情怀具有远超于普通人的视野和内涵。革命家庭中得到的生活历练，坚定了习近平的理想信念，是他人生发展的宝贵财富，是他日后形成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条件。
丰富的从政经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基础。从1969年下乡当知青到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当选总书记的44年中，习近平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历史风云人物，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经几年、都扎扎实实、都政绩卓著，每一岗位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为省级行政区域主政者，先后治理过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是内部差异大、脱贫任务艰巨的沿海地区，是落实祖国统一大计的前沿阵地；浙江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育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上海是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经济中心，这三个发展特色迥异的地区幅员面积之和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土面积，承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经济总量规模也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丰富的从政经历锤炼了习近平把控复杂局势的能力，使他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治理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和敏感，练就一种“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总能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急剧变化的时局中明辨发展方向，总能“危”中见“机”，化“险”为“安”，展露出卓越政治家的风采。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曾让人费解，甚至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着边际的长官意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神来之笔”，取得超乎预期的发展成就正是习近平超乎寻常的直觉和敏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治理能力的明证。
实践的多样性成就思想的丰富性。多岗位、多区域的主政经历，使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治理能力得到全面历练、展示和提升，成就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许多思想与重大战略，早在很多年以前就生根发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成就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特征。正是经过一步步丰富而长期的实践锻炼，厚植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一经站上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岗位，就立刻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这种气魄和风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可以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在周围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和感召13亿多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戮力奋斗的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参与、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习近平逐渐成为指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航向，凝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的领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在“变化”和“稳定”，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推动实践发展，推进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把成功的实践经验用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形式稳定来下，另一方面又根据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制度实践中修正和完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
当代社会中，中西制度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坚持形式和内容、程序和实质的辩证统一，评判和检验制度成效的标准是实践成果，而不是先验的、抽象的制度原则，这与西方制度实践过分、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固守程序和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国家领导人选拔制度为例，西方将候选人公开拉票竞选，选民公开投票决定竞选结果的程序民主作为不可动摇、必须坚守的原则；知和行、说和做的分离，为赢得公开直接投票选举却难以兑现选举承诺埋下伏笔；除了用下次选举的选票惩罚外，选民无法对竞选者难以兑现选举承诺进行责任追究。在国外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像特朗普这样的毫无从政经历、从政经验的财团老板照样可以胜出，像马克龙这样资浅望轻的年轻人也能一步登天。与西方公开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不同，中国政治制度安排采用的领导人的选拔和培养合二为一，将竞争贯穿于选拔培养全过程的制度设计；选拔和培养的有机结合，领导人的胆识、才干和领导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得到检验。
我国领导人选拔制度实践内在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巨量、民族多元，内部发展差异突出；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并存，先进领域和落后领域对照，长板优势和短板制约并立的二元结构性特征突出。创写中国的历史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实际的基本特质，以及顶层设计、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统筹兼顾的掌控能力；这种特质和能力形成，必须经过多层级、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积淀，而非单纯通过接受教育可为，短期可速成之功。中国的制度安排使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执政团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中共执政团队的政治智慧、治理能力是领导人个人的努力，更是制度实践的结晶。治国理政必然会遇到各种突发奇来、未曾预期的问题，也面临稍纵即逝的机遇，相较于缺乏实践磨炼的领导人，一个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更有识别和应对问题、发现和把握机遇的敏感和能力。国人曾忧心忡忡的“南海仲裁”大剧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亚投行超乎常人想象的火爆，一带一路倡议出乎意料地应者云集，无不昭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对时局发展的直觉和敏感，治国理政的胆识和智慧。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形成和维护社会运动的核心的历史实践产物。近代中国社会运动，有过没有核心，一盘散沙，招致外敌入侵；积贫积弱，人民徘徊在生死线的悲惨经历；这种格局是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运动的领导核心之后才逐渐得以改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风雨历程昭示了一个真理，完成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个党内核心，开创党的事业必须自觉维护核心的权威。恩格斯以直观形象的方式阐释了领导核心的权威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党在社会运动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历史上是自然形成的，但并不一定能在未来社会运动中必然保持；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深化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据时空条件的变化，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实具体化到党的施政纲领中，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具体言行中。
领导干部个人行为是关系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公共行为。习近平坚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核心和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个人行为示范所释放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一方面，“领导干部要用科学理论、组织原则、思想武器、人格魅力，切实管好自己”，从己做起，以上率下。另一方面，党的建设要抓“关键少数”；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首先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理念，牢记根本宗旨；要落实到德行上，在实践中修身养性；要落实到用权上，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要落实到自律上，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切实从理念、德行、用权和自律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让人民群众从领导干部的言行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信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中国人在家庭生活、在单位集体生活中，习惯于在能够代表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主心骨带领和安排下活动，这种“主心骨”文化传统与文化偏好正是对社会运动领导核心的权威的认同。领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特定制度安排选举更不是人为指定产生，毛泽东、邓小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形成莫不如此。习近平驾驭时局的能力，高超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渐为全党同志所认同和折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其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的领导功能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形成核心的历史实践产物，也必将在核心领导下的未来社会运动中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就在于，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运动的实践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这种理论逻辑既体现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中，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践行中，还体现在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的发展中。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逻辑内含在具体思想的理论架构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内容有着“基本原理+现实问题、中国实践+理论创新”三位一体的结构；任何一条具体的思想都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核，都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都包含运用理论内核作为分析工具，解剖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并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理论内核进行丰富和发展的成分。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具体内容上的“三位一体”结构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也体现了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具体内容上的这种“三位一体”结构提出了学习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三大要求和三重任务：一是明晰理论内涵，弄明白内含在思想内容中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二是明晰现实指向，弄明白该思想是为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切忌将思想内容作为到处乱贴的理论标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思想之后，漫天飞的“新常态”就是乱贴理论标签的行为。三是明晰创新表现，弄明白该思想从哪些维度、哪些方面，对作为解剖现实问题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逻辑内含在他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始终不渝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是避免社会分裂，成就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当前西方实行多党制的一些国家陷入社会分裂的泥潭，就在于政党缺乏一以惯之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不同政党在谋求选票的过程中又走上利用社会分裂、甚至是恶意制造社会分裂的不归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中的“人”，是包括现实的个体人、若干个体人依据某种联系而形成的群体人，整个人类三重内涵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化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所受现实制约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总结提炼社会实践经验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个性张扬是人自由发展的题中之意，具有个性的人组成的一定会社会存在分化；社会的分化的过程也是群体人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推动社会发展必须要正视社会阶层分化、防止阶层固化。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着力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中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避免阶层固化导致社会分裂。
习近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现实具体化。习近平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认识和实践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民群众内部构成存在分异，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表现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党要代表、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部利益，就必须深刻认识并妥善应对这种分异和差异。早在新世纪之初，习近平就强调，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要突出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协调和处理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各自的内部关系，统筹兼顾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团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个人的利益以及近期与长远、全局与局部的利益，使之协调一致，得到充分实现和发展；二是协调和处理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防止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并建立一套科学的运行、调节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三大利益”关系协调一致，使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得到最大化实现和最优化化发展。”习近平在地方治理中形成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实践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必须正视并顺应社会分化的现实的理念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他一再强调，中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实现中国梦就是要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全面小康是不落下一个人的小康。
坚持人民立场必须高度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体地位。人总是在能动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并满足需求、张扬个性、彰显能力，不断提高自由全面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既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领导人民群众在其能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坚持人民立场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一味地提供社会福利，要“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社会改革和建设由全体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和积极发挥作用的伟大实践，变为由少数社会精英主导、主演，广大人民群众在一旁看或被动服从的贵族式的上层社会活动，从而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三位一体”的内容结构不仅体现其理论创新方法，也体现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工具分析现实发展难题，及时总结提炼化解发展难题的实践经验以推进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的途径和方法本身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生成逻辑。这种生成逻辑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习近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自信源于对经典文献的研读。从思维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家庭文化熏陶、经典文献研读，成就了习近坚定的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习近平在实践中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现实需求，透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时代价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用中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大规模引进、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沿化的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习近平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的时代意义》，既深刻阐释《序言》原理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又重点剖析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明辨言论是非、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针对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泛市场化思潮，以市场化之名行全盘西化之实的言论，习近平早在世纪之交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有机结合，是用市场经济这一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即在两者的关系中社会主义是基础、是根本，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借否定计划经济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论调，习近平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中。针对不计政治抓经济的言行，经济发展一肥遮百丑的论调，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文化和历史问题，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早年主政地方时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实践应用中丰富和完善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习近平带来中共执政团队迅速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形成治国理政新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逻辑对“历史合力”论的发展
习近平是推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英雄和人民领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逻辑深刻揭示了英雄人物、人民领袖将人民群众分散的实践活力汇聚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动力的条件与机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历史合力思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恩格斯肯定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历史创造，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形成历史合力的一个分力；分力的大小和方向都直接影响合力，参与历史创造的不同个体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更为全面地阐释了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在这里，恩格斯已经看到：不同个体在历史结果生成中的作用既有大小之别，更有方向之分，有的人对历史进程施加积极的正面影响，有的人施加消极的负面影响；在历史结果形成中，不同个体之间是相互影响、互动关联，历史总是不会如个体人所愿，历史结果实际上是多种力量的妥协折中；个人对历史形成的分力由个人所处的经济条件决定；不管是参与历史进程的分力形成，还是决定历史结果的合力运动，都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历史发展的分力与合力现实表现为个体人意志和利益与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最本质的属性是社会属性，即在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移他的意志为转移而不得不和其他社会成员发生联系的属性，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个体人意志和利益与社会总体意志和利益的分异。从个体人直观审视的角度，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总是相对独立于他的个体意志和利益，个体人的意志和利益和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的拟合度越高，个体人就越能分享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创造”；相对独立于个体人的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就是个体人创造自己历史的条件。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当然，不同个体人对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的贡献是存在差异的，英雄人物、人民领袖推动历史发展，不仅在于他在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实现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而且在于他有效凝聚和聚合分散的个体人的作用和贡献，更在于他敏感地发现社会整体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及时捕捉历史发展机遇。党的十七大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时强调“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对历史创造中的普通民众个体分散力量和英雄人物特殊力量辩证关系的生动描述。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逻辑对“历史合力”论的深化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英雄人物社会实践和思维运动的结晶。考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生成逻辑，需要深化对英雄人物“人”的属性理解。论及英雄人物，人们往往是指特定的具体个人；论及群众，人们往往是指分散的群众个体所形成的群体人，是个体人形成的集体。人最本质的属性是社会属性，不同的英雄人物个体紧密团结也会形成以群体人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思想总是人社会实践和思维运动的产物，论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英雄人物社会实践和思维运动的结晶，其英雄人物的“人”的属性既包括习近平的个人属性，也包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的群体人属性。
其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成了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基于对个体力量和群体力量的直观把握，很容易得出群众在历史发展中作用强于英雄人物的结论。英雄人物与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进行大与小、“强与弱”的比较，而应该深刻把握二者的血肉联系。在群众与英雄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更加重视群众的作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要是从分散的人民群众个体力量的合力，众多个体所形成的整体、集体力量而言的，它并不否定英雄人物个体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在历史发展中，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就个体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言，英雄的作用远超于分散的人民群众个体。英雄源于人民群众，是因为人民群众为英雄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物质条件，离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英雄根本无从产生；英雄在历史创造中有着比普通人民群众个体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于英雄以其远超越普通的人民群众个体的远见卓识、意志和毅力，以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唤醒和激发普通的人民群众个体，使分散个体的向着创造历史的合力最大的方向聚合。时代发展需要英雄、成就历史发展的丰功伟绩需要英雄，情系人民的领袖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表明，家庭文化的熏陶使习近平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超越一般人的家国天下情怀，有着超越普通人的历史创造主观能动性；习近平人生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农村下乡插队时期与人民群众个体结成的深厚友谊，使他深刻理解普通人的关切和思维方式；习近平丰富的从政经历，使他广泛地吸收“民间智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典型的英雄人物个人智慧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集成的特征。
第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创造历史合力最大化的思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个体人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治国理政实质在于发现和实现这种共同利益，核心和关键在于消弭个体人之间的利益分歧，不断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个体人意志和利益与社会整体意志的利益的拟合度。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既取决于各分力的大小，也取决于各分力的方向；人民的领袖不但激发各分力，而且引导和调整分力的方向，以实现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最大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体现人民群众个体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分力最大化的要求，又体现众多分力方向协调一致以实现既定分力的合力最大化的要求。一方面，习近平立足人民群众个体现实的需求和愿望制定治国理政方略，使国家战略和政策体现历史分力最大化的意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就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习近平着眼历史分力方向协调，尽最大可能降低社会发展的摩擦；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求取人民群众分散的个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治国理政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众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是要最大化历史合力，最大程度地拟合个体人和社会整体的意志与利益。
（说明：由于网页篇幅原因与网页编辑需要，已删除本文的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