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这是十六大以来党的周边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学界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已有一定的研究，不过，成果有限。总体来说，在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研究中，有文化层面的分析，但缺少外交层面的深入探讨；有理论层面的分析，但缺少现实层面的深入探讨；有对“亲诚惠容”四方面内涵层面的分析，但缺少对四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探讨。
要充分认识十八大以来“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在实践中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有必要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作进一步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的台阶，但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也更趋复杂。为应对这一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的新理念。
大国的崛起过程，也是世界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按照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竞争国对主导国位置的觊觎与主导国不能适应主导权地位拱手相让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动荡。权力转移理论后来成为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支撑，也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遏制战略的理论基石。
中国在从世界边缘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为世界所接纳的重大课题。一方面，实力的提升为中国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了更为充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向世界特别周边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共产党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旨在世界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从人类发展史来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所难免，但秉持亲仁善邻、守望相助准则的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更是国际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中国权力转移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更不必然带来冲突与战争。
2.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的骤起引发了周边安全环境的紧张
十八大前后，在域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尚未完全解决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集中爆发，其中尤以中菲、中越的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为甚。
南海争端的再起引发了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关系的紧张。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挑起黄岩岛事件后，中国政府综合运用外交、行政和经济手段，以和平方式缓和了黄岩岛冲突。但菲律宾将南海争议诉诸“仲裁”以及越南国内的反华游行，又让南海之弦再度紧绷。
钓鱼岛“闹剧”引发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在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钓鱼岛问题被搁置下来，两国之间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着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 2012年4月下旬，石原慎太郎掀起的“购岛”闹剧，打破了“钓鱼岛问题”的平静。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也引发了中国国内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中日关系恶化到冰点。
中国共产党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旨在向周边国家表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重视诚信守规、诚意相待的承诺，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化解疑虑，消除分歧，以和平的方式，缓和与周边国家之间因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引发的紧张关系。
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中东危局的困扰，也为遏制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带来的冲击，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之后，调整了美国的战略重心，提出并实施了“重返亚洲”战略，这就是后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是一个集经济、政治与安全为一体的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亚太战略。
经济上，奥巴马政府在WTO之外推动建立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TPP。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有利于巩固美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制度霸权。“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不过，奥巴马政府这种损人并不利己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美国选民的认同，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立即退出了TPP。
政治上，美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东亚合作的漠视，开始更深入地介入东亚地区的事务之中。2009年，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同时，美国也积极发起并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多边会议”，如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太平洋岛国论坛等。从动机来看，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事务的更深程度的介入，目的在于强化其对东亚事务的主导权和提升其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
军事上，美国着手摆脱“两场战争”的泥潭，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小布什时期，美国曾经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战争让美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重新配置美国的军事资源，将军力重点转投亚太，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增加了中国周边安全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旨在向周边国家表明，中国是可以搭乘的便车。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的中国，是周边国家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威胁；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竞争。
“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 John Herz) 提出并进行研究，由罗伯特·杰维斯( Ｒobert Jervis) 、杰克·史奈德( Jack Snyder) 、阿兰·柯林斯( Alan Collins)、唐世平（Tang Shiping）等加以发展。不同学者对“安全困境”的构成要素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大都都包括：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权力竞争中的防御性行为；各国追求实力的结果是自身安全并未得到保证；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可能引起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安全困境的程度可以通过物质和心理因素得到缓解等。
“安全困境”导致相邻互疑。狭义的“相邻”关系，仅指地缘相邻。广义的“相邻”关系，包括地缘相接、实力相近和利益相交三种形态。在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影响下，相邻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互疑。“相邻互疑”得不到有效缓解，又会导致“安全困境”的深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与部分地缘、实力和利益相邻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也在生成，“相邻互疑”效应也在显现。一方面，周边国家及个别域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持续增强产生了战略性怀疑，鼓噪“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论”。另一方面，域外国家联手个别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反过来又引起了中国对其战略动机的怀疑。
中国共产党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旨在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阐明“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中国观。致力于弘扬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亲诚惠容”是党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基础上提出来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亲”、“诚”、“惠”、“容”四者各有内涵，又融为一体。
1.“亲”：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依托的亲缘基底
从个体层面来看，“亲”指关系紧密的血缘或婚姻关系，也指关系近、感情好的非血缘、非姻亲关系。从国家层面来看，“亲”指政府之间或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亲近。地缘相连、文缘相近、血缘相通，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特有的亲缘基底。地缘上，地理上相连的周边国家之间可以选择相处的方式，但不能改变地理相连的现实。文缘上，公元前3世纪左右开始的延续上千年的东亚朝贡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儒家文化圈，让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结缘。血缘上，海外5000万华人大部分分布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交织，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亲”的血缘基底。亲缘关系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可以像“走亲戚”一样。
2.“诚”：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秉持的道德基础
“诚”的基本含义为诚意、诚信。对个人来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意相待、诚信守规，是“诚”的基本要求。在国内政治中，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和灵魂。在国际政治中，诚意相待和诚信守规是维持国际规则运行和国家间信任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以“诚”作为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道德基础，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构建和谐周边的期盼。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诚实与信用的民族，不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还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都重视诚意相待、诚信守规的承诺。国家之间尤其是地缘相接的周边国家之间出现疑虑、矛盾甚至分歧，在所难免。只有诚信守规，诚意相待，才能以诚化疑，以诚消歧。
3.“惠”：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时所维系的利益基石
“惠”是个人、团体或政府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愿意提供或能够接受的好处。这种好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非经济利益。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最大化地增加本国利益是实现权力最大化的根本要求。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强调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和制度的规范来增进各国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强调国际合作中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启动对外开放的列车到当今中国全面融入世界，都是建立在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利益基石之上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当今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的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体现。
4.“容”：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所传承的人文基因
“容”的基本含义是包容与宽容。在国际政治中，“容”是指对国家之间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因此，“容”意味着国家间政治和文化的包容。“容”是中华文化的人文基因。中华文化将“容”作为个人、社会的优秀品质，“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中华文化中的“包容”，从质的角度来看，是主张“和而不同”；从量的角度来看，是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实现方式来看，是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几千年来，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包容性人文基因这一民族之“魂”的存在，才让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民族之根得以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汇中融合、延续和壮大。包容性的人文基因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原则和政策的内核。从50年代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进入新世纪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的提出，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性人文基因的特质。
“亲”、“诚”、“惠”、“容”四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各有内涵，共同构成党处理周边关系理念的一个有机整体。“亲”与“诚” 的结合，是“讲信”与“修睦”的结合；“诚”与“惠”的结合，是道德与利益的结合；“容”与“亲”、“诚”、“惠”的结合，是以包容性的中国文化来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前提。“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体现了国际道德与国家利益的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契合，民族情感与国家间命运的融合，因此，“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党的周边外交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周边环境变化，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过程。
1.夯实亲缘基底：亲仁善邻，守望相助，增强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亲缘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睦邻相处的基底。夯实亲缘基底，有利于增加中国在周边国家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睦邻相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亲仁善邻，守望相助是与邻为善、邻里互助的中国传统亲邻文化的集中体现。与邻者亲近，与邻邦友好，“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就是“亲仁善邻”。邻里之间生活上“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邻国之间“多为对方着想，在涉及彼此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予以坚定支持”，这就是“守望相助”。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化解周边国家的战略疑虑，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周边关系带来的冲击，更加注重亲仁善邻理念的践行和邻国之间守望相助意识的共同培育。
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动，让“亲仁善邻”从理念变成现实。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领导人的互访呈现出高频次、多形式的特点。到2016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任以来出访的国家数量已占周边国家数量的三分之二。加上周边国家领导人的来访，中国与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已开展了不同频次的互动，形成了“走亲戚式”（中蒙交流等）、“串门式”（中越交流）、“回家式”（中柬交流）等多种形式的高层交流，亲缘基底得到夯实。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三好关系”（或“四好关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让“守望相助”从理念变成行动。1999年9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泰国期间的演讲中提出了与周边国家之间构建“三好关系”（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期盼。在2002年2月27日访问越南的演讲中，江泽民主席又加进了“好同志”。深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三好关系”（或“四好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培育“守望相助”意识的具体体现。中俄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保持战略上的一致，成为中国与周边大国之间在“三好关系”基础上“守望相助”的典型。中国与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成为大国与小国之间在“三好关系”基础上“守望相助”的成功典范。
2.重视道德基础：诚信守规，诚意相待，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
国际道德是维持国家间互利合作、国际社会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诚信守规、诚意相待是国际道德的核心内容。重视国家间交往的道德基础，有利于摆脱国际交往中“囚徒困境”的困扰，降低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诚信守规，诚意相待要求国家间相处应重诚意、讲信用、守规则。在这里，重诚意主要指国家间对和平诚意、合作诚意和责任诚意的重视。讲信用是指国家信守自己所作出的重大国际承诺。守规则是指国家对所签订国际多边和双边规则遵守的意愿和能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与周边国家相处的过程中，面对疑虑与分歧，诚信守规，诚意相待，实现了中缅关系的以诚化疑，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关系的以诚消歧。
坚持诚信守规，不干涉内政，中缅关系实现了以诚化疑。缅甸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之间的民众长期以“胞波”相称，亲如一家。2010年大选后的缅甸走上了政治转型的进程。国际社会对此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西方国家一度欣喜若狂，将缅甸的政治转型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国内学者忧心忡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也有学者认为“缅甸2010年的选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倒退。”2011年发生的密松水电站事件，加重了这一担忧。在缅甸转型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信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贯立场，“支持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和谐。”中国政府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规则的道德坚守，得到了缅甸政府的积极回应，中缅关系得以雨过天晴。
坚持诚意相待，和平协商，中菲和中越关系实现了以诚消歧。2013年到2016年间的南海问题，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领主权和海权益争议的焦点，南海局势一度紧张。虽然个别国家曾试图将双边问题推向多边化、区域问题推向国际化，但中国共产党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为前提，坚持主权争议双边协商，暂时不能解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让争议最终回到了双边协商的轨道。2016年10月菲律宾总统访华，中菲关系明显改善。在处理与越南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两个国家的政府间互动，也注重两国执政党之间的交流。2015年11月习近平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双重身份访问越南，彰显了两国、两党间化解分歧、解决问题的政治诚意。
3.强化利益基石：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推进“一带一路”的周边建设
利益是国家间交往的持久动力。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互惠互利的利益基石，“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拉紧相互利益纽带，”有利于减轻“安全困境”带来的相邻互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在惠及自身也惠及周边的合作中，强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经贸、科技与金融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亲诚惠容”的理念已在周边沿线国家落地生根，造福民生。
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陆海经济走廊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陆海经济走廊建设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撑。在已确定的六大经济走廊中，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的中巴经济走廊倡议，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建设，已取得重大成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走廊24。其他经济走廊也在顺利建设中。自贸区建设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支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顺利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顺利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步伐也在加快。
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资金融通平台建设为抓手，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和金融合作。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扩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能凝聚民心、惠及民生，推动产业的国际转移，提升国际合作的层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教育部、科技部、商务部等出台了多项行动计划和专项规划，支持有助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周边合作。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合作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政府推动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三大金融机构。2013年以来，中国与印尼、韩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科技与金融合作正在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经贸合作和民生改善重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撑。
4.传承人文基因：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传承中华文化中政治包容、文化兼容的人文基因，有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基点，以周边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人文合作为抓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是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以双边与及区域合作为载体，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边互动是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国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在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基础上的双边互动和伙伴关系建设。中国已与东盟10国中的7个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其中，越南(2008)、老挝(2009)、柬埔寨(2010)、缅甸(2011)、泰国(2012)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马来西亚（2013）和印度尼西亚（2013）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次区域合作是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澜湄合作机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沿岸6个国家以水为媒，以平等协商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于2015年11月成立，在这一机制下，2016年春季，中国对湄公河下游实施了应急补水，部分缓解了湄公河下游的严重干旱和海水倒灌灾情，得到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肯定。区域合作是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平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2年11月启动谈判以来，进展顺利，建成后有望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覆盖区域最广、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曾经主导的TPP，RCEP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包容性特征，这就是国家之间不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的差异，都是共同体建设中的平等一员。16个成员国中，既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有位列世界贫穷国家行列的纯农业国家，各国的政治制度、管理体制也存在重大的差别。RCEP以包容的精神，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成员国在合作中开放，谈判的初步成果得到了成员国内部的认同。在TPP面临夭折的背景下，RCEP建设，更具世界意义。
二是以安全合作为优先，经济合作与人文合作并进，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共同体，是上合组织的优先目标，也是上合组织成立和运行的直接动因。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共同体建设，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带来共同安全，也为“一带一路”北线向西延伸，从中亚走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构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共同体，也是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成员国在经济合作领域共同采取有效行动，这是上合组织地区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实施，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
十八大以来，“亲诚惠容”已成为指导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重要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双边及多边合作加快，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矛盾得到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正在一步步从愿景转化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实践。
（说明：由于网页篇幅原因与网页编辑需要，已删除本文的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