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向宇教授解读十九大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向宇 教授

党的十九大全面总结了我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重要结果，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结晶。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不仅是我国对外合作与交流的制度保障，更是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的重要动力。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是面向世界的改革，而非闭关锁国的改革；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与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开放，而非改革停滞的开放。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与开放的有效统一，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以进口替代来启动经济发展的拉美模式和重全面开放、轻结构调整的东南亚国家发展模式都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的时代要求。

一、经济对外开放的历史是不断深化改革的历史

我国在开放过程中不断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要素，不断拓宽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形成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强大动力。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对改革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国际竞争意识、形成国际分工合作、培养市场契约精神等方面构成重要助推力。

一是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增长。由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2000年、2015年分别为3678亿元、100280亿元以及689052亿元，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名列世界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二是对外贸易量迅猛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由1978年355亿元、2000年39273亿元到2015年245502亿元，实现了迅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由世界排名第29位，上升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从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两次转变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大幅增加。

三是外汇储备增长迅速，金融开放不断深化。随着我国出口贸易总量和吸收外资的不断增长，我国外汇储备量也不断积累，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2000年的1655亿美元到2015年的33303亿美元。截止201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总量位列世界第一。同时，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人民银行取消干预存贷款利率的定价机制。汇率制度加速推进，分别经历了汇率并轨、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等制度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继续深化，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深港通和沪港通的创新等改革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不仅进入SDR货币篮子，而且逐渐成为各国认可的世界货币，使用的金额和范围不断扩大。

四是国际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国际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我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不断推进，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加大对外投资规模。对外开放进一步立体化、全方位，建立了上海、广东、福建、重庆、四川等“自贸区”，形成多地域、多领域“全面开花”的开放格局。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规则制定，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G20、金砖五国、一带一路峰会、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重要国际事件揭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坚持共商共赢共享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新时代的国际治理新理念。

二、推进全面开放格局形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内部矛盾的转化不仅决定了我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转变，同时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模式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时代要求。现在比近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唐朝经济鼎盛、文化繁荣，无不与中华民族包容大度、胸怀四海、高度对外开放相联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十九大报告对推动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提出了科学系统的指导。

一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国际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理念。“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数量与质量，而且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区域发展的平衡。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脱贫、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实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国际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全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基础。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开放的国内领域，利用我国多地域、多方位、多渠道等比较优势来扩大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力度和广度。同时，在国际上做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各项工作，做大发展公约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及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

二是“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传统贸易模式下，我国对外贸易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最低端，主要表现为运用廉价劳动力，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出口成品到发达国家。同时，贸易金融服务都由其他国家负责且美元结算。对较低的外贸易品附加价值和贸易金融服务的传统贸易模式难以适应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和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加速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建立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贸易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国关税、海关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行政成本，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下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国“自贸区”建设，促进东西部自贸区平衡、协同建设，不断扩大自贸区的自主权，创新自贸区贸易金融模式。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展贸易金融体系，提高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开放水平，将对外开放的金融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

三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国外投资者权益保护可有效降低国外要素流入国内的交易费用，稳定国外投资者对国内投资环境的心理预期，疏通国外要素资源向内流动渠道，提高资源流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时，外部制度约束可提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完善我国经济运行的激励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深化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坚持全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深化我国金融贸易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立法是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加快推动“三法合一”，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以此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进一步突出扩大开放、简政放权、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进一步突出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服务，进一步突出外商投资企业与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

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资源、劳动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间的经济行为正是在各个国家存在的不同优势和需求的条件下形成的。我国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形成了大量优质的富余产能，这些产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对先进适用技术的需求，也可为实施“再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的基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技术、金融服务、自由贸易等多个领域。“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以对外投资的形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可以弥补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为我国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产能升级、提高开放水平提供外部支撑。坚持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一方面，将我国产能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短板结合起来，并努力降低产能合作的成本。在产能合作中，以合资、联合等创新形式，加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坚持平等互利、生态环保、转让技术、社会责任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以此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在总结我国已有对外开放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区域、全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是在传统对外开放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开放模式，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强国建设的必要条件。推进全面开放格局的主要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推进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而且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手段，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